国企改革一直被称作“难啃的骨头”。动力不足、机制不活、大而不强，种种难题困扰着国企。新一轮国企改革瞄准短板，聚焦痛点，迎难而上。

    不是“修修补补”，新一轮国企改革更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顶层设计引领——2015年9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发布，这是新一轮国企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此后近两年，国企改革先后出台多个支撑总体框架的重要政策和“定点爆破”的专项政策，中央各部门出台110个配套文件。“1+N”文件体系及相关细则，共同形成了国企改革的设计图。10项试点探路——落实董事会职权、市场化选聘经营管理者、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企业薪酬差异化分配、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中央企业兼并重组、部分重要领域混合所有制改革、试行员工持股、推动国有企业信息公开、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10项试点涵盖国企改革的方方面面。国企改革“四梁八柱”拔地而起，从“设计”迈向“施工”。

    不避利益藩篱，新一轮国企改革真刀真枪、敢于“亮剑”。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率先启动实施，直指国企高管薪酬中偏高的、不合理的部分。基本年薪、绩效年薪、任期激励收入，各自占比多少、依据有哪些，都放在阳光下。数据显示，改革后央企负责人薪酬水平总体有所下降，部分企业下降幅度还比较大。央企兼并重组大刀阔斧，有效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十八大以来，中国北车与中国南车、中远集团与中国海运、宝钢与武钢等30家央企相继完成重组，央企数量从117家调整到101家。央企间产业整合同步启动，首开先河的中航工业将地产业务整体划入保利集团。国有资本进一步向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向前瞻性战略性产业、向优势企业集中，目前国有资产在军工、电信、能源等领域占比达90%以上。

    不搞叠床架屋，新一轮国企改革着力于改出新机制。公司制改革进入“最后一公里”。“2017年年底前基本完成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2020年，国有独资、全资公司全面建立外部董事占多数的董事会”，改革有了明确的时间表。出资人机构、股东会、董事会、经理层、监事会，各自权责是什么，讲得清清楚楚，为有效履职建立制度保障。目前，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不含金融类企业）的改制面已超过90%。

   制度变革激发了企业活力。一大批国有企业脱颖而出，不仅居于国内同行业领先地位，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2016年进入《财富》世界500强的企业，中国的国有企业达到83家，占1/6，比2012年增加29家。

    发力供给侧，国企轻装上阵挑大梁

    国企效益稳中向好，受益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去产能、处置“僵尸企业”——资不抵债、经营停滞，“僵尸企业”消耗资源，制造亏损。处置“僵尸企业”成为国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攻方向。摸清底数，精准施策，2016年全国国资委系统共清理退出“僵尸企业”4977户，涉及资产4119.9亿元。国企坚决压减过剩产能。2016年，全国国资委系统共退出钢铁产能4230万吨，占全国退出产能的80.8%，退出煤炭产能20629万吨，占全国退出产能的71.1%。

    去杠杆——经济下行压力下，降杠杆、控风险是实现“稳”的重要环节。紧紧盯住负债率较高的企业，国资委采取负债率、负债规模双重管控的新举措，守住了不发生重大风险的底线。市场化债转股等改革措施，更为企业雪中送炭。面对60多亿元的银行逾期债务，中国二重和国机集团重组后，与近20家债权银行艰苦磋商40多次，最终达成“以股抵债现金偿还+保留债务”的债务重整方案，2016年二重盈利近5亿元。

    降成本——管理层级多、法人户数多，一直是国企的“老大难”问题。降成本，先要下决心“瘦身”。国企全面压缩管理层级、减少法人户数。2016年，中央企业累计减少法人2730户，扭转了户数年年增加的态势。层级缩减，效率提升。2016年，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降至82.55元，比上年下降0.61元，为201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靠改革强身健体，国企轻装上阵挑大梁——

    国有企业在载人航天、探月工程、深海探测、特高压输变电、第四代移动通信等领域取得了一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标志性重大科技创新成果，彰显了国之重器的实力与担当。

    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国企主动出击，核电、风电、电动汽车等设备制造以及产品研发，达到或接近全球领先水平。

    欧洲第一高楼俄罗斯联邦大厦、被肯尼亚人亲切地称为“世纪铁路”的蒙内铁路……全球许多标志性工程上，镌刻着中国国有企业的名字。国有企业成为全球化背景下代表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力量。

    向自己开刀，国资监管转向管资本

    新一轮国企改革是刀刃向内的改革。国资监管机构既是改革措施的推动者，也主动向自己开刀，从“管企业”转向“管资本”。

    监管不越位。

    由管实物形态的国有企业向价值形态的国有资本转变，关键一步是“放权”。今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国资委以管资本为主推进职能转变方案》，明确精简43项国资监管事项。其中取消26项，今后国资委不再直接规范上市公司国有股东行为，取消中央企业年金方案、中央企业子企业分红权激励方案等事项的审批，由企业依法自主决策。下放9项，今后延伸到中央企业子企业的管理事项原则上归位于企业集团。授权8项，涵盖了经理层成员选聘、业绩考核、薪酬管理以及职工工资总额审批等企业呼吁多年的事项。

    监管更不能缺位。

    保障国有资产安全，是新一轮国企改革的前提和底线。防流失，《关于加强和改进企业国有资产监督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意见》于2015年底公布，开出了加强企业内部监督、外部监督、社会监督及追责制度的药方。2016年发布的《关于建立国有企业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制度的意见》，明确了九大方面54种需要追责的情形，在国企发展历程中第一次提出“实行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终身追责制度，把约束的目标直接对准了投资决策者这一责任主体，给国有资产又加上一道“保险锁”。

    监管也不能错位。

    央企投资，如何杜绝“乱投”，又让企业“敢投”？今年初，央企投资的负面清单制度出炉。负面清单把中央企业不能投什么讲得清清楚楚。有了负面清单，可以避免出资人管理“管歪了”——对照一下清单，监管部门就知道哪些投资要过问、哪些投资是企业自己决定。有了负面清单，企业再不会“束手束脚”——负面清单里列出来的事项，别碰；清单之外的，企业大可“天高任鸟飞”。负面清单制度只是国资监管机构职能转变的其中一项。定制度、设标准、划红线，国资监管体制机制进一步理顺。

  “国企改革已进入‘施工高峰期’‘落实攻坚期’，要以钉钉子精神，扎实推进国企改革各项任务落地。”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肖亚庆表示。

    改革是动力，改革出活力。牢牢把握改革正确方向，以更大勇气和智慧推进改革，国有企业潜力无限，必将迎来新的精彩。

（本文摘自《人民日报》 作者：白天亮）